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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

  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近三年的审判工作中，努力维护民族尊严，伸张国际正义，为实现大体公正的审判结果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总理赞扬“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

  我最关切的是他（麦克阿瑟）统治日本的政策是否有损于我祖国的利益或妨碍我祖国的发展——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一直盘旋着在我脑筋里。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我们绝不能因为松井一人被判处了绞刑而忘却这桩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浩劫。相反，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应该牢牢地记住日本侵略军的这桩滔天罪行，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作为一个法学家，参加国际战犯审判，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梅汝璈博士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排除各种困难—当时国内政府的不重视、不支持，以及国际上的反动势力的拖延和阻挠—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的主要战犯作出了基本上符合正义要求的判决，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和梅汝璈博士在解放后开始订交，在他回到北京之后的几天，我们大家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赞扬了梅汝璈博士的工作，指出“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这是对梅汝璈博士一生中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的最好评价。

  在这三张大方桌之后，面对着法官台的便是犯人坐席，是一个比地面高出数尺的长方形的台子。

  我虽不暇多事辨认这二十六个家伙，但是他们面对着我的这一群，使我内心发生无限的愤恨，无限的感触。

  这些人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的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

  梅汝璈，1904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旋即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后以优异成绩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梅汝璈学成归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梅汝璈受国民政府派遣，于1946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在近三年的审判工作中，他努力维护民族尊严，伸张国际正义，为实现大体公正的审判结果作出了贡献。

  1948年底，国民政府任命梅汝璈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行政部长，他拒不到任，避居香港，且于1949年12月初在有关机构安排下抵达北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来自同盟国11个国家的法官在日本东京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清算战争罪行的审判。

  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顶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活动，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这次审判，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现代国际法若干重要原则的确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已故梅汝璈先生的遗著（未完成稿），概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东京审判的历史实践所确立和发展的战争罪行原则。

  2.《东京审判：正义与邪恶之法律较量》（第三版）：专业的法律视角全面洞悉东京审判始末。东京审判本身面临哪些法律困境与挑战？审判团如何克服辩护方基于英美诉讼程序规则实施的拖延策略？能否对发起战争的领导、策划和实施者追究个人刑事责任？

  1945年10月至1956年4月，在盟军总部的主导下，由美、英、澳、荷、法、菲、中等国家分别在马尼拉、横滨、上海、南京、关岛等43个地区组织了49个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期间共开庭2200次，有5379名日本人、173名台湾人和148名韩国人被审讯，其中984人被判死刑，475人被判终身监禁，2955人被判有期徒刑。

  这些审判虽然是不彻底的，但对日本战犯毕竟是一个沉重打击，对日本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是一次有力地铲除。

  清算战争罪犯、安抚受害亡灵。在战争中，中国死亡有1800多万，美国有40多万。即使是日本自身，也深受其害，死亡人数有二百余万。

  通过对战犯的审判，将他们策划侵略、秘密屠杀等见不得人的种种阴谋、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世界人民知道这些阴谋的来龙去脉，来提升警惕，各种企图发起战争的阴谋活动，以维护世界和平。

  东京审判，审判日本甲级战争罪犯，既教育了日本的人民，也是一次全球范围的国际法制教育。

  这中间，有731部队的首领石井四郎，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策划人石原莞尔，更有日本最大的战犯天皇裕仁。

  在这种机制下，中国检察官在审判中占的份量太小，地位太低，他仅仅是季南领导下的国际检察局中众多助理检察之一，在整个起诉日本战犯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一、德国的首要战犯希特勒自杀了，而天皇不仅不死，而且保下来，不作为战犯，所有在他属下的也都逃脱了。

  二、德国的法西斯组织如政治领袖集团、党卫军、盖世太保等被定为犯罪组织，日本的极右翼组织却没有。

  四、德国受到法、英、美、苏等的监督，日本只受美国，而美国一转向，日本就什么监督也没有，剩下就是中国和韩国的隔海抗议了。

  五、德国的判决的执行，一直有欧洲关注，甚至逃走几十年的战犯，被发现后仍然受到审判，如2010年时负责追踪纳粹战犯审判案件的德国检察院检察官布伦德尔，还介绍说，施托姆斯于6月28日病死于自己位于杜伊斯堡的家中，但死因不详。德国检察部门于2009年11月17日向杜伊斯堡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曾担任纳粹党卫军士兵的施托姆斯在1945年参与杀害58名匈牙利籍犹太劳工。

  日本没有，法庭是判决了，但执行没有人监督，至1956年，所有服刑中的甲级战犯均被释放。1958年，所有服刑中的乙级丙级战犯也都被释放。贺屋兴宣，被判终身监禁（无期），后来不仅被放出来，还担任法务大臣；重光葵，被判7年，后来担任副总理兼外交大臣；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不仅被免于起诉，后来还于1957年出任首相。

  六、日本有靖国神社，祭祀战犯，230多万死亡军人的遗属，一直在活动，影响选举，影响民众的心理，德国不存在。

  所以，德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对待二战的不同态度，不单单是国家领导人、政治家的个人认识与政治倾向的事，也是以上六个方面复杂的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

  本书即采专业的法律视角，以通俗的写作手法，向读者全方面展现了东京审判始末，区别于历史和政治学术研究及文献类著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本书既不失理论深度，又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尤其作者对于东京审判开庭场景的描写，使读者恍如置身其中。

  3.《中华民族的人格》：被日寇禁售的一本书，中国古代八个故事描述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人格、线年纪念特藏。

  1937 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本小册子，广为流传。此书由八个小故事构成，取名《中华民族的人格》。无数人如同书中提及的义士一样，投身烽火硝烟，筑起血肉长城。

  我们这个民族从不缺少顶天立地的豪杰，他们或重然诺，讲信义，或临危不苟，忠肝义胆，甚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真人格、真精神。

  张元济先生坚信，只要坚守中华民族的可贵人格，民族精神就在，国家就不会灭亡。

  书中所列八位中华民族伟大人格的代表人物，出自《左传》的有两篇，《战国策》有一篇，《史记》有五篇。

  4.《抗日战争研究论集》：从宏观层面全面论述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人民14年抗战的历史。

  1945年7月26日，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公告由美国起草，英国同意，并邀请中国加入，向全世界广播发表。公告共13条。宣布盟国将继续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的决心，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否则即将迅速完全毁灭，公告称：“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也必终归全部摧毁。”

  公告提出日本投降后盟军将实施的对日原则：永久剔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的威权及势力；盟国占领日本；《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指定的岛屿内；日本军队完全解除武装；审判战犯；消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不准日本保存重新武装作战的工业；在上述目的达到和成立依据日本人民意志的倾向和平及负责的政府后，盟军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值得注意的是公告使用了“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一词，而《开罗宣言》中曾明确使用“日本国无条件投降”一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也正式在公告上签字。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叙述、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局部抗战、国共两党两军状况与对抗战不同的政策、“七七”事变与全面抗战、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三种不同性质政权的建立以及国统区和解放区、抗战各阶段形势与抗战的胜利等。

  中篇主要叙述、论述了战前中日关系、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等。

  下篇主要叙述、论述了日本投降、英国重占香港、法国重返印支、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等。本书不仅全景式展现了抗战历史，而且表明了抗日战争在中国大国地位确立中的重要意义，充分说明了这是一场真正伟大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枢纽。

  5.《国史大纲》：一部中国通史，在民族危亡时期， 用以唤醒国魂、御敌救国的佳作。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

  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这段话可以说反映了他全部学术的精神，也反映了他一生的活动。对中华文化的温情和敬意，是贯穿在他全部学术中的核心精神；他一生的活动，都是为了唤起国人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温情和敬意。

  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

  以数千年民族、国家悠久伟大之凭藉，至于今而始言建国焉，又必以抗战而始可言建国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国人之不肖，文化之堕落故。

  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

  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

  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幸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塞于天壤间也。

  我国人不自承其为不肖，不自承其为堕落，而谓我先民文化所贻，固不足以争存于斯世。

  是既疑我先民久为幸生、偷存，而我当前之所为抗战与建国者，是不啻仍将效法我先民继为此幸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

  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者，即谓此。是则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1931年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了近百年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卢沟桥事变后，局势急剧恶化。“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国史教育亟待加强。

  钱穆辗转香港、湖南、直到云南，来到西南联大任教，教授中国通史。同事陈梦家教授两度力劝钱穆，“宜应时代之迫切地需要，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可使全国青年受益”。

  从1938年5月起，钱穆利用上课余暇，历时一年，在宜良城外岩泉寺完成了名作《国史大纲》。

  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国史大纲》后，“学者交相称誉，群推为中国通史之最佳著作”。本书也成为各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強民族凝聚力起了非消极作用，为抗战中陷入绝境的中国军民注入必胜信心。

  当时的年轻学生读了这本书，感动流泪，对国家的悲观情绪一下子没有了，对国家一下子充满情感。有学者讲，“使懦夫有志气，病夫有生气”，就是读这本书产生的效果。

  在这个时候钱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上，认为中国人能打，中国人一定赢，他说战争的胜败不只是决定在这些数量的武器，重要还要在民族性、文化性，对生命的道德性，只要假以时日中国绝对赢！

  国史和中国史是不一样的，一个外国人不会把中国史叫为“国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国史是我们的前辈用他们的汗水和血肉写出来的，我们要对他们有温情和敬意，要站在中国的角度立场来看国史、来写国史。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