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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的经典著作为我们揭示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为何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虚构：在前工业化时代，家庭是一个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场所，所有共同生活的亲属共同劳动，共同构成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后，生产性劳动被转移到家庭之外，进入市场，变成了可见、有薪的工作，从而使男性成为家庭收入的最大多数来自。一方面，与再生产领域相关的劳动成果没有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货币化过程，从此被排斥在价值生产领域之外；另一方面，妇女被剥夺了从事有偿劳动的资格，被迫成为经济上的依附阶层。从那时起，妇女便始终在为争取自己的经济角色而斗争。

  尽管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隔离看似已成为昨日幻影，我们如今仍在承受那堵高墙曾被砌起后的后果：妇女在家庭领域的劳动尚未得到充分承认，女性不得不同时应对职场与母职的双重挑战；生产与再生产的割裂，迫使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发出警告，提醒我们全球正面临一场“护理危机”。我们依然有必要回溯女性有偿与无偿劳动的历史，并重申这个在今日仍然不过时的口号：妇女一直在工作。在家庭、在田地、在农场、在种植园、在工厂——妇女一直在工作。

  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过后，接踵而至的是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人们普遍预测妇女将不得已放弃工作，为已婚男性让路。大萧条早期的杂志文章敦促妇女回归家庭。至少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曾表示，自己支持富裕妇女从事志愿劳动。

  已婚妇女尤其容易受到伤害。为什么有些家庭有两个工资劳动力，而另一些家庭却因为失业而挨饿或领取救济？1930年和1931年，一些市政当局开始向已婚妇女施压，要求她们辞职。1932年的一项联邦行政命令规定，只有配偶一方可以为联邦政府工作。于是，成千上万的妇女放弃了工作。20世纪20年代，学校董事会在聘用已婚妇女问题上也变得谨慎起来，并单方面解雇了已婚女教师。一些公司也在妇女结婚后解雇了她们。

  有些人反对这一政策。一些想保住工作的已婚妇女提出离婚，继续生活在“罪恶”中。在一个案件中，妇女集体把离婚文件扔给得克萨斯州一家铁路公司的董事会，因为该公司想以结婚为借口解雇她们。但这些妇女最后还是被铁路公司解雇了。偶尔，丈夫们会辞职，以保住收入更高的妻子的工作。但是，没再次出现集体或有组织的抗议，这一事实足以表明，社会中存在一种广泛的共识。面对经济灾难，已婚妇女没有权利从事工资劳动。她们能够最终靠其他方式来支持家庭，或得到家庭的支持。

  有一段时间，这种压力似乎成功地将一些妇女排挤出劳动力市场。1931年失业人数达到1000万人，1932年达到1300万人——相当于每4个潜在工资劳动力中就有1个失业。妇女失业率攀升得更高。在大萧条早期，妇女失业的比例几乎是男性的两倍。接着，随工业的动荡，以及缓慢地、有选择性地重新振作，妇女重新就业的速度慢慢的变快。到1936年，虽然总体失业率仍徘徊在20%左右，但只有约10%的女工报告自己失业。她们的收益喜忧参半。许多妇女从事了大材小用的工作。她们的选择反映出，为得到工作她们不得不做出妥协。

  然而，总体数据表明，大萧条让妇女的处境比之前稍好一些。比较1940年和193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能够揭示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实。妇女在所有工人中的比例略有上升。1940年，全国有超过1/4的工人是妇女。更重要的是，已婚工资女工的比例从1930年的不到29%，跃升至1940年的35.5%。大萧条非但没有把已婚妇女赶出劳动力市场，反而似乎把她们拉了进去。是出去工作以满足家庭对收入的需求，还是留在家里为家庭做贡献？当妇女在这两者之间权衡时，即使明白会受到公众谴责，很多妇女还是选为工资而工作。当然，非裔美国妇女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甚至在大萧条之前，她们中就有1/3要养家糊口。但是伴侣的失业或未充分就业，可能会迫使曾经的中产阶级妻子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大萧条时期，妇女推迟生育或少生孩子，以便可以更自由地工作。有时，大萧条迫使一个大家庭挤在一起住，祖父母或阿姨能够照顾年幼的孩子，以便让母亲能外出寻找带薪工作。

  如果没有工作机会，妇女自己寻求带薪工作的迫切愿望就会化为乌有。雇主们在劳动力市场物色工人。虽然承受着雇用男工的压力，但他们似乎急于雇用妇女，就像妇女急于工作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这一现象负直接责任的是大萧条，尤其是1933年的《全国工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大萧条鼓励雇主精简业务，简化工作组织，集中工厂和办公流程，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于是，雇主们用技术水平更低、成本更低的人取代昂贵的技术工人，或者说用女工取代男工。与此同时，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需要很久才能重新装备和启动，这导致男性就业机会的复苏有所延迟，因为男性的工作更集中在这些领域。相比之下，为满足大萧条时期人们的需求，联邦政府向社会服务和教育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而这些部门往往倾向于雇用妇女。罗斯福新政（New Deal）改革所创造的官僚机构也吸收了更多的女性文职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

  从理论上讲，新的工作本可以由男性来做，而且有人确实是这样做的。但一般来说，男性工人不愿意考虑这些工作，雇主也不太想雇用男性从事这些工作。这些被认定为“女性”的工作具有一些特殊性，雇主不可能对此熟视无睹。雇主要求工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同时愿意拿低工资。雇主要求工人在工作几年后自愿离职，不要求昂贵的升职、加薪和休假福利。无论是花销很少的年轻未婚妇女，还是由于已婚而在理论上依赖丈夫养活的妇女，雇用她们的工资都比男性更低。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秘书、速记员、打字员和职员——都属于这一类。那些重视稳定性，希望避免频繁培训工人的雇主，像轻工业和一些熟练技术工种，更青睐于雇用已婚妇女。不管怎样，由于妇女收入仅仅被视为男性收入的一种补充，人们认为妇女在晋升方面没什么雄心壮志，在薪酬方面也不会有激进的态度。看重这些特性的雇主愿意为妇女保留一些工作。

  由于劳动力被严格划分为男性和女性部门，在大萧条期间，男性并没有大量接替妇女的工作。少数男性成了图书管理员，有些人投身教学和社会工作。但总的来说，这些由性别定义的职业仍然由妇女占据。那些“无性别”，即性别界限不明确的工作，的确是由男性主导的。例如，电梯操作员、看门人、大学教授和音乐家，妇女在这些工作中的分量会降低。她们获得了一些原来由男性占据的工作，特别是在那些由于新机器发明或业务精简而使工作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的地方。女售货员的比例增加了，妇女在皮革和玻璃生产和电气设备制造中也承担了更多的工作。

  在二战时期，这些僵化的界限备受指责，因为此时，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促使雇主四处寻找帮手。雇主们虽然希望利用欧洲战争提供的机会，在珍珠港事件后也迫切地需要另雇人手取代被征召入伍的男工，但他们在雇用妇女时仍然很谨慎。1940年和1941年，他们转而用大量失业男性来填补空缺。直到1942年，在妇女事务局（Women’s Bureau）和妇女团体的推动下，雇主才试图用妇女来填补工作岗位。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妇女大量涌入造船厂、钢铁厂和弹药厂。她们从事焊接、挖沟、操作叉车的工作，然后又被毫不客气地解雇了。

  美国就业服务局用爱国主义动机来鼓励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她们想要的任何工作。[图源：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部]

  1942年至1944年，当战争处在胶着状态时，《财富》（Fortune）杂志的头条新闻惊呼“现在就差妇女的力量了”，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才被允许从事男性的工作。为了方便她们履行双重角色，工厂给她们准备了托儿所、购物设施、热午餐、方便的银行业务，有时更不可思议的是洗衣服务。她们的上班时间被缩短了，班次被重新安排了，新机器被开发出来以便为她们“减负”。为了鼓励妇女留在工作岗位上，工厂设立了专门的培训项目，并指派人员帮助处理家庭问题。在许多工厂，劳动力需求的压力甚至打破了长期存在的肤色壁垒，黑人妇女第一次得以与白人工人一起工作。在工作中，所有妇女都面对一连串的口号，比如：

  以往不为工资而工作的妇女，借这一需求之机进入了新的工作岗位，这群人数量多达600万人。还有一些妇女辞去了家政服务、洗衣店和服装厂的低收入工作，进入薪水丰厚的军工厂。

  鼓励妇女参加工作的重要的条件，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家庭需要呢?更有可能的是两者兼顾，以及获得个人满足感的机会。妇女不能在前线与法西斯作战，她们心甘情愿地代替应征入伍的男性工作。大多数妇女毫无怨言地忍受超长工时和每周6天的工作，将其视为战时贡献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仍有大量妇女证实，这其中包含了多大的代价。在工作中，造船厂和钢铁厂的女工面临着男工嘘声的挑战，她们必须验证自己是有能力的工人。在家里，她们仍要应付照顾孩子和操持家务的种种问题。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和政府项目，许多妇女为了出门工作，还是不得不把孩子独自锁在家里和车里。大量妇女第一次面对后来被称为“双重负担”的问题。《》（New York Times）的记者问一名妇女，成为战争工人大军的一员是否让她感到兴奋。她回答说：“当你遇到交通堵塞，而你的孩子在家里等着时，这没什么可兴奋的。”

  战争并没改变基本的社会态度。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工会和战争人力委员会（War Manpower Commission）就开始辩论，应该用何种方法鼓励妇女放弃工作。幼儿日托的资金停止了。工会的年资条例规定，由取代战争工人。一场规模巨大的宣传运动敦促妇女为腾出空间。随着妇女被降职到低技能的工作岗位，她们的薪水也随之缩水。挣工资的妇女比例迅速下降到战前的水平。即便如此，对于很多妇女来说，有些事情已发生了变化。

  黑人妇女得到和白人一起工作的机会。图中这位黑人妇女以前是服务员，如今正在为乔治·华盛顿·卡佛号出海做准备工作。[图源：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部]

  妇女似乎不想停止工作。她们被打发走了。在战争年代和复员期间接受媒体采访的妇女中，有75%压倒性多数表示希望继续工作。记者露西·戈林鲍姆（Lucy Greenbaum）说：“这些妇女认为，如果自己足够优秀，能够在危机中提供服务，那么就应该有机会在和平时期谋生。她们在战争期间与男性一同承担责任，……她们拒绝回家。”她们在战前从事的是低薪工作，如今她们也不愿再重返这样的工作岗位。

  露西·戈林鲍姆被证明是一位优秀的预言家。妇女被迫离开战争期间的新工作，但不久以后，她们重新出现在劳动力队伍中。然而，她们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从事的工作，与她们离开时的工作不一样。除了极少数例外，妇女几乎完全放弃了重工业的工作。在大多数制造工厂，女工数量回到了战前的水平。女医生和女律师的比例下降。但慢慢的变多的妇女在不断扩张的服务部门中谋职。女教师、女图书馆员、女社会工作者的比例保持在较高水准。办公室的工作机会持续不断的增加，卫生和社会服务领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妇女似乎不想停止工作。1943年，艾奥瓦州一家铁路公司的女工们正享受午餐的欢乐。[图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20世纪20年代的豪言壮语在大萧条和战争中幸免于难，到20世纪50年代终于得以实现。美国国家人力委员会（National Manpower Council）在1957年写道：“美国人总体上并不反对妇女从事带薪工作。”然而，他们“对于有小孩的已婚妇女外出工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持严重保留意见。他们还批评妇女在工作机会稀缺时可能给男性，尤其是一家之主带来的竞争”。报告继续说，民意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不赞成有年幼孩子的母亲在丈夫有能力养活她的情况下去工作”。简言之，“男人和女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男人是养家糊口的人，他有权优先获得工作，尤其是优先于那些不必养活自己的妇女”。这些态度影响了妇女对其劳动力市场角色的看法。她们鼓励学校限制妇女的教育机会，并强调要制定公共政策，继续“保护”妇女不从事危险的或“不合适”的工作。

  蔡萌，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早期政治文化史、劳工史、社会史，著有《多尔战争：美国的政治变革与论争（1790—1840）》。

  〇本文选自《妇女一直在工作》的第五章“改变劳动力的形态”。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